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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的童年家教


梁启超(1873-1929)是近代对中国社会进程影响巨大的思想家。你认为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给了他哪些方面的影响?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方面?

第一章 新会少年:梁启超的家世

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,一定有他超拔脱俗、不同凡响之处。而在他的幼年,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,培养他,爱护他,不使他中途夭折,直到长成参天大树,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,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。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。大家看梁启超,在他的早期教育中,就有三个人发挥r重要作用:一是他的祖父,二是他的父亲,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。正是他们,呵护他,培养他,教育他,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,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、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同情怀,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,开创辉煌的事业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,而没有成为方仲永2.其重要原因。就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有许多平常家庭所不及的地方。所以,讲梁启超,一定要从他的家庭讲起。

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,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(1873年2月23日)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,若以十支计算,恰逢癸西年,属鸡。以星座论,则为双鱼。

梁启超出生的时候,梁氏一族迁居此地至少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他的高祖、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,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,地位、财富、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到了他祖父这一代,“始肆志于学”(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5页),一边种地,一边攻读诗书,终于考取了“生员”,俗称秀才,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,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乡绅。

祖父:讲义理,重名节

梁启超的祖父,名维清,字延后,号镜泉先生,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,他长大成名之后,还一再撰文称颂他的祖父。可以说,在梁启超的生命中,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,就是他的祖父。在一大群孙儿、孙女巾,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,看重梁启超。至少在六岁以前,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。白天,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、玩耍;夜里,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,听着祖父给他讲的历史故事入睡。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俊杰、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,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、明代亡国的故事,对那些沉痛的往事,他总是津津乐道。

当时的中国,除了科举,没有别的教育,更没有学校。多年以后,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中的“童年”和“少年”,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。孩子们游戏活动的空间,离不开自家的小天地:眼睛看到的,耳朵听到的,都是些家长里短、寻常琐碎之事。稍好一点的人家,顶多是教育家中的子弟,走科举为官这条路,能有升官发财、追求利禄、光宗耀祖的想法,也就到头了,就算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了。待他长大以后,眼里心中,竟以为天下之事,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这还是中上阶层家庭里的情形,下层社会的贫苦子弟又将如何呢?怕是更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

各地同然有村塾、乡塾,但其中施教的教师,梁启超称之为学究的,却都是“蠢陋野悍、迂谬猥贱”(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一,44页)之人,他说,“中国四万万人之才、之学、之行、之识见、之志气”,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,其中能够幸免的,“盖万亿中不得一,二也”。(同上45页)正是这种情形,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、目光短浅、心胸狭窄、苟且偷生、奢靡腐败、不思进取,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,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。梁启超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期间,曾作《变法通议》一文,其中《论师范》《论女学》《论幼学》三章,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。他认为,中-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口,但其中两万万妇女没受过教育,她们做了母亲,也没有能力教育孩子。而西方学者认为,儿童的早期教育,70%应该由母亲承担,母亲比父亲更容易r解孩子的性情嗜好,也更容易因势利导。如果母亲读过书、有学问,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,孩子的成长就比较容易;反之,就比较难。而教师的情形也不容乐观。孩子—旦走出家门,培养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教师肩上,但举日望去,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教师又何其少啊!大学教授不必说r.那些蒙馆学究,“其六艺未卒业,四史未上口,五洲之勿知,八星之勿辨者”(同上,35页),十个里头倒有八九个。他们只能寻章摘句,鼓励学生死读书,读死书,作八股,求举业,为统治者培养“终身盘旋于胯下”(同上)的奴才。所以,教育兴,则国兴;教育衰,则国衰;教育亡,则同亡。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,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,而早期教育,更是根本中的根本。

所幸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竟做了“万亿中不得一二”中的一个:他的祖父、父亲和母亲,在他十岁前后,为他的求学、立志、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他的祖父梁维清,并无突出的知识专长,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,不过就是个秀才,“援例捐作附贡生”,才得到“教谕”一职,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。(《梁肩超年谱长编》,7页)这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,也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。而且,他在“教谕”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,终其一生,主要还是在村里教授子孙。

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(白沙)的影响比较大,陈是明代与王守仁(阳明)齐名的儒学大师,知识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,尤其受到陆九渊(象山)“心学”的影响,特别强调立志、修身、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人手:从自身的角度来说,在于认识天命,激励节操,积极把握个人命运;从外部的角度来说,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,报效于国家,所谓内圣外王是也。梁启超后来写道:“吾家自始迁新会,十世为农,至先王父教渝公(梁维清),始肆志于学,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。”(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之三十三,127页)这似乎说明,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,主要集中在“义理”和“名节”这两大主题上。

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,过着隐士般的生活。他的那句诗“田可耕兮书可读,半为农者半为儒”,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。他是新会人,死后在新会建有白沙祠,家乡人都很推崇他,祀奉他,一直香火不断。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生活方式,他用家族“公尝”奖励的“封包”买了十几亩田,加上原有的十几亩,共二十余亩,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,取名“留馀”,也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。他有三个儿子,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,“以幼子最见钟爱”(同上,127页)。梁维清课子读书,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,把振兴家族的希翼寄托在儿子身上。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,屡试不第,连秀才都没能考上,慢慢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。三十岁以后,两位兄长先后病逝,父亲又经常生病,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,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,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,一边耕种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,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,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,一举而两得。

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,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。据梁启超后来回忆,他两三岁开始认字,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;四五岁开始读书,则由祖父悉心引导。

原载于《少年不识愁滋味》小学卷 五年级上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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